形象問題

葉文同至今仍對2015年參評廈門市第六屆“我最喜愛的十佳民警”的情形記憶猶新。當時他任廈門市公安局法制支隊綜合科科長。在此之前的十五年，他一直從事的是行政復議、行政應訴工作。因為工作成績優異，他曾獲評“全省十佳法制民警”，榮立個人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

評選“我最喜愛的十佳民警”需要群眾參與投票。拍攝宣傳照時，給葉文同設計的宣傳形象是手里捧著一本厚厚的法典。也許宣傳民警以為這個形象最符合法制民警的身份，畢竟他們天天都在跟法律打交道。葉文同當時心里有點不舒服，他暗想，就算是捧個代表公平正義的天秤也比捧本法典強。

不過，一個警察手里捧個天秤，感覺也怪怪的，所以葉文同最終沒有說出口。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當時并沒有其他更好的建議。

時至今日，十年過去了，期間他調到經偵部門六年，但兜兜轉轉，最終又回到了法制部門，并擔任法制支隊副支隊長。想起這件往事，他仍想不清楚究竟什么樣的形象最能代表法制民警的形象。

但有一點他當時就很清楚，與那些穿著防彈背心、手持防暴槍的其他警種候選人相比，手捧法典的形象設計注定了他在宣傳上一開始就落了下風。所以最終他以一名之差，落選“十佳”。

這個結果在他的意料之中。在參評之前，他就深刻地意識到了法制民警在宣傳上的弱勢。弱勢不僅在于形象上的不討巧，更在于沒有像刑警、特警那樣精彩的故事可講。而在宣傳中，有沒有好的故事實在太重要。法制民警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更多的工作是在辦公室和案頭，是閱卷和法律分析，是審核和執法監督檢查，這樣瑣碎的故事誰有興趣聽？

而且，問問普通群眾，有幾個人知道法制民警是做什么的？大多數人對警察的認知仍主要停留在刑警、派出所民警，甚至戶籍警和出入境管理民警身上。法制這個“獨特”的警種完全超出了他們的經驗和認知范圍。

這不能怪他們，畢竟大多數人少有與這個警種打交道的機會。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警種常常在暗處隱隱影響著人們的命運。

質檢員，或踩剎車的人

如果非要用一個比喻來形容法制民警，最恰當的或許是“質檢員”。更形象的比喻則是——“踩剎車”的人。

法制民警的主業是審核案件。如果說民警執法辦案像是在生產一件產品，那么法制民警就是質檢員。法制民警不僅要在案件正式“出廠”（如作行政處罰、移送審查起訴）前進行檢驗，在辦案的一些重要環節，如立案、采取強制措施，也需要審核把關。“質檢”的范圍包括案件定性是否準確、辦案程序是否合法、案件事實是否已經查清、證據是否已收集充分、量罰是否合理等方面。

“質檢”不過關，輕則責令“返工”整改，重則直接判令不準“出廠”。

不論是“返工”還是不準“出廠”，對于民警來說都意味著對前期辦案的否定，嚴重的甚至還要追究責任。這對于那些經常“正義感爆棚”的辦案民警來說，實在難以接受。辦案往往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開車，破案就像終于看到了隧道盡頭的亮光，終于上了高速路，可以狠踩油門時，卻突然有人要給你踩剎車，想想那種滋味。

可是法制民警干的就是這種“得罪人”的“踩剎車”的活。

“踩剎車”絕不是要搗亂，恰恰是為了執法中不翻車，不出現冤假錯案。道理很簡單，可碰到自己頭上，就沒那么容易接受。所以對于法制民警來說，“踩剎車”不僅考驗專業水平，更考驗勇氣。能否不顧情面，真正做到“刀刃向內”，并承受得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是評價一個法制民警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

善于補“漏洞”的人

即便“質檢”再嚴格，總會有漏網之魚。這種情況似乎總是難免。為了解決這種情況，法制部門在加強“質檢”的同時，還會對已經“出廠”的產品進行質量抽檢，專業術語叫“執法質量檢查”。

對于案件當事人來說，如果對案件處理結果不滿意，還有更直接的申訴方式，比如提起行政復議。

所謂行政復議，是一種法定的事后救濟方式，比如行政處罰中，被處罰人認為公安機關對其作出的處罰決定太重，即可以通過提起行政復議的方式，請求復議機關重新審查。如果原處罰決定確實有誤，復議機關可以決定撤銷、變更或者責令重新作出決定。

在2020年行政復議體制改革前，行政復議既是人民群眾的一種重要救濟方式，也是公安機關自我糾錯的一個重要手段。

葉文同長達15年做的主要就是行政復議工作，他親身見證了公安行政復議制度的幾次變革。1999年，也就是葉文同被分配到法制部門工作的那一年，行政復議制度迎來一次大的變革，《行政復議法》正式頒布實施。葉文同所在的復議應訴科具體承辦全局的行政復議案件。2003年9月，廈門市公安局設立行政復議辦公室，專門負責行政復議工作。2009年，葉文同擔任行政復議辦公室副主任。

15年間，葉文同共辦理行政復議案件750多件，許多案件葉文同至今還印象深刻。因為行政復議雖然以書面審查為主，但居中審查的方式頗似法官審案，“法官”是否能夠公正裁決直接影響復議機關的執法公信力。葉文同始終堅持嚴格公正執法，對于存在執法錯誤的案件，堅決有錯必糾。

“堅決有錯必糾”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并不容易。有時還會遇到較大的阻力。特別是有些案件，行政處罰已經執行，如果撤銷或變更，意味著辦案單位還要承擔國家賠償的后果。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有錯必糾，壓力可想而知。

在巨大的壓力下，葉文同并不是沒有動搖過，可是每次想到如果不能做到有錯必糾，行政復議程序就是在“空轉”，行政復議制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必要性。天秤兩頭，一頭是行政機關的所謂“顏面”，另外一頭卻是老百姓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枉法裁判”，不僅失去了老百姓的信任，自己也是在執法犯法。

每次這樣一想，葉文同就不由渾身一震，全身發燙，思想上就變得堅決起來。

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個善于補“漏洞”的人，執法中哪里有“漏洞”他就把哪里補起來。15年間，他補了不少這樣的“漏洞”，有力地捍衛了復議機關的公信力和老百姓的合法權益。

不過因為案件內容屬于警務秘密，他的這些努力，除了那些直接受益的當事人，沒有局外人能夠看到。他的心血全部隱沒在一本本厚厚的卷宗材料里面。即便是參加類似“我最喜愛的十佳民警”這樣的競選活動，需要面對群眾宣傳先進事跡時，他能夠展示出來的也只是一組組數字。

“六邊形”戰士

如果不穿警服，也許你猜不出葉文同的身份。他長得文質彬彬，人又和藹可親，臉上常帶笑容，碰到每個認識的人，都會主動親熱地打招呼。

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個人稱“葉不同”“葉大俠”的人是公安法制領域內功十分深厚的“六邊形”戰士。

葉文同法學功底深厚自然不用說。他1998年畢業于中南政法學院國際經濟法專業，從事法制工作可謂“專業對口”。2002年他又報考了廈門大學在職法律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差一點繼續攻讀法學博士學位。在法制部門工作近二十年，經驗十分豐富。

葉文同還是有名的“教官”。剛進法制部門，他就“趕鴨子上架”當起了“小教官”。那年行政復議法頒布實施，他奉命到外地參加培訓學習，學完歸來，責無旁貸地承擔起培訓本局民警的任務。這對于他這樣一個剛從校園出來，尚不習慣在公眾場合講話的人來說，是個不小的考驗。可是二十多年之后回憶起這件事，他很感謝當時的領導給他這個機會。因為講課不僅鍛煉了他的語言表達能力，還逼著他不斷去學習、研究，提升業務能力。

講課從此變成了葉文同的一項日常工作，很快他就變得“名聲在外”。他被市公安局聘為兼職教官，常年在市警校為初任民警培訓班、警銜晉升培訓班授課。后來隨著知名度越來越高，他還多次應邀為公安部、省公安廳組織的業務培訓班授課，更被吸收為廈門市政府“六五”普法講師團成員，還被廈門大學法學院、集美大學海洋文化與法律學院聘為校外導師。因為教學成績突出，2011年他被評為全省公安模范教育訓練工作者。

葉文同又是有名的“公職律師”和“法律顧問”。葉文同早早就通過了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取得了公職律師資格，還被市公安局聘為了法律顧問。作為訴訟代理人，多年來他共代表公安機關出庭應訴200余次。他的專業、認真，獲得同行們的高度認可。

葉文同還是撰寫調研文章的高手。他的第一篇調研文章寫于入警不久，在進行行政復議法學習過程中，他發現新頒布的行政復議法沒有關于申訴是否不加重處罰的規定，于是撰寫了《淺談在行政復議中適用申訴不加重處罰原則》。這篇文章是他的隨手之作，一開始并沒有想過發表，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這篇文章不僅發表在1999年的《人民法院報》，還在本地媒體《廈門日報》《廈門審判研討》上發表了。

文章的發表自然讓他十分驚喜，也極大地調動了他撰寫調研文章的積極性。從此以后，他在學習和工作中開始有意識地尋找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并陸續撰寫了十余篇調研文章，全部在市級以上刊物公開發表。截至2021年，他已在大學學報和公安部主辦的學術刊物《公安研究》上發表論文5篇，在省級以下學術刊物發表近十篇。此外，還有8篇論文在各類征文比賽中獲獎。因為調研工作成績突出，2013年，葉文同被評為全省公安調研工作成績突出個人。

葉文同還具有很強的信息化應用能力。二十多年前，公安信息化工作剛起步，葉文同就敏銳地意識到信息化在未來公安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他積極主動參與了市公安局公安執法綜合信息系統和案事件信息系統的開發和維護工作，還作為網絡管理員負責維護法制部門的執法服務平臺。

可這些能力在葉文同看來，只是法制民警都應該具備的“基本功”。也許他是對的。因為在法制民警中還有很多像葉文同這樣優秀的民警，他只是他們的一個縮影。

（作者單位：廈門市公安局法制支隊）